为农民工维权 公益律师感叹有三难

　“但一看到农民工无奈的眼神，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不怕了。”

　　送法进工地。

　　杜伟（左一）正在接受农民工法律援助咨询。

　　“做活路受伤了，你们能帮忙不？”“老板不认账，不开工钱，怎么办？”……8月16日，酷暑难耐，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（以下简称工作站）设在成都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一楼的“法律援助咨询窗口”，不时有农民工等劳动者上前咨询法律援助的事情。“自从今年4月设立这个窗口开始，几乎天天如此。”已汗流浃背的工作站公益律师杜伟说，“天天都在‘洗桑拿’。”

　　其实，只要跟工作站的专职公益律师们多接触，不难发现，很多时候他们的工作环境不是工棚厂房，就是法院仲裁委，甚至于为了加强对农民工法律维权意识的提升，他们还经常在高温或霜雪天，进工地下工棚，和农民工围坐在一起，最困难的时候只希望“能吃口热的”。

　　“但一看到农民工无奈的眼神，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不怕了。”作为工作站成立元老之一的王恩慧，已从一名青涩的学生律师，逐渐成长为“四川省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”之一，提及个中感受，他和其他几位律师感叹“难”。

　　工作难

　　为农民工讨薪维权，成工作站“常规动作”

　　从2010年开始，工作站就一直与省总工会法律部合作，负责四川省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的职工维权工作。来自工作站与省总工会共同合作的一份《统计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显示，2010年至2015年的六年时间内，工作站总计办结各类职工维权案件1767件，帮助职工实际挽回经济损失4096万余元。

　　“综合各方情况来看，农民工维权，尤其是目前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层面，对于法律援助、司法维权等概念相对比较清楚，会主动要求或申请法律援助。”杜伟告诉记者。

　　同时，他还补充说，2012年办结案件75件，2015年却激增至531件，其他年份基本维持在300件/年上下。其中，大规模投诉拖欠劳动或劳务报酬，以及被解除劳动关系要求经济补偿/赔偿金的维权案件，在2015年达到了83%，其他年份则大多维持在百分之四五十左右，剩下的比例则多为工伤认定及赔付。

　　六年来共计有1767件，平均每年有近300件援助案件，其中几乎都是讨薪、工伤维权。“这几年下来，为农民工讨薪、工伤维权，几乎成了工作站的主线任务，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。”工作站另一位专职公益律师税清蓉说。。

　　尤其是对于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而言，维权意识突出且强烈。杜伟告诉记者，此前办结的案件中，有一件让自己印象深刻：2010年前后，约有80多名农民工因为没有拿到相应报酬，在成都某地聚集，极易形成群体性事件。在各方应对的过程中，出人意料的是这80多名农民工却派出了各班组的农民工代表，来到工作站，配合写材料、收集证据，在政府和媒体介入下，该事件还没开庭就得以圆满解决。

　　“不到三个月，他们就拿到了相应的工资报酬，后来我才注意到，这群农民工中高中文化以上的有不少，‘找工会’‘找律师’、‘上法院’已成为他们在面对恶意欠薪时的第一反应。”杜伟笑着告诉记者，“要说这些年来最感欣慰的，也就莫过于此了。”

　　维权难

　　诉讼审理程序冗长，被农民工批评“办事不力”

　　从2009年开始，农民工法律援助列入到国家规划层面，工作站的各项办公经费，甚至是场地租金、水电等等费用，均有了国家保障。杜伟、王恩慧、税清蓉等专职公益律师，在收入方面终于有了些许改善。然而这一切却不能很好地改变他们工作的现状，尤其是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无奈。

　　在劳资关系中，由于劳资双方信息、权利不对称等各种原因，农民工往往处于弱势地位，农民工合法权益在受到侵害后，大多不清楚如何依法维权。在工作站近几年来的实践中，许多农民工由于经济贫困或认知水平有限等原因，在发生劳动争议后，尽管对劳动法律法规不熟悉，但仍然独自进行劳动仲裁，最后往往因证据不足，对法律法规理解不当等原因而被驳回或败诉，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。

　　“这并不是最让人无奈的地方。”工作站的另一位专职公益律师李楠说，“可以这样讲，几乎随便一件案子，从受理到办结都不怎么通畅，不过最无奈的还是程序冗长。”

　　以工伤维权案件为例，从最初的劳动关系确认到最后获得相应的赔偿款，共计有十二个环节。如果不考虑公告送达、案卷移送和特殊案件需要延长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以及审判期限等特殊情况，即使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况下，这十二个环节所需时间为29个月，若再加上案卷移送、文书送达等时间，超过3年也不足为奇。

　　杜伟告诉记者，工伤案件单是确认劳动关系这一个环节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涉及到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合同或者缴纳了社保等等。现实情况是，农民工一没合同、二没相关社保缴费凭证，至今仍有“口头合同”情况存在，因此必须进行劳动关系确认，此阶段就分别存在着劳动仲裁、一审、二审共三个程序，若所有环节全部经过，法律规定的时间就要11个月。

　　“这就是让我们尴尬的地方！”李楠说，自己有一个案件因程序问题被暂时搁置结不了案，农民工在得知相应经办程序后，不相信“需要等上一两年”，结果反过来批评我们工作站“办事不力”。

　　“其实当务之急，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尽快把这些冗长的诉讼审理程序‘化繁为简’。因为这样拖下去，伤害的是农民工法律援助的耐心和信心！”杜伟话语恳切地说。

　　取证难

　　饭票、工作服和考勤表，成为最常见的证据

　　从2006年工作站成立至今，还有一件事让在场的几位专职公益律师感到无奈。“我入行差不多快十年了，现在回头想想，真的是没见过一个建筑行业的农民工，拿着完整的用工合同到工作站申请法律援助。”杜伟说。

　　农民工维权取证难，税清蓉的感受尤为深刻，由于分工关系他接触建筑行业的偏多，他分析指出，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来看，农民工在雇佣关系中仍是处于弱势地位。比如遭遇欠薪，就必须先证明自己和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，举证基本得靠自己。但是，现实的情况是不少用人单位，尤其一些小作坊、小工地等都不愿意和农民工签订合同，农民工自身也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储备，只得默认“不签合同就上班”，那么到了产生纠纷需要维权时，农民工才回头来费尽精力收集各类证据。

　　“我见到最多的就是‘工作服’‘出入证’和‘考勤表’，这对于农民工而言是最直接也是最容易收集到，能够证明自己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。”李楠无奈地说。

　　王恩慧介绍，今年初工作站接手了一个农民工讨薪案件，用人单位态度强硬，在工作站律师团队上门了解情况时一口咬定 “他根本就不是我们公司的人”，而这个农民工又老实巴交的，一来一去农民工成了众矢之的。最终还是在该单位的《员工月度考勤记录表》上查到了该农民工的名字，才迫使该企业承认并进行了相应赔付。

　　“类似这样农民工没有证据，只得依靠考勤表、出入证、饭票、工作服等间接手段证明劳动关系的案件，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，经常遇见。”王恩慧说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杜伟还告诉记者，遇到拥有一定资金、实力的企业时，情况更为棘手。这类企业大多有律师事务所提供服务，在“源头”上就掐断了农民工留下的各类“痕迹”，进一步加剧了取证难。